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它是改变新诗边缘化境况

宗教文学

诗人要做的是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并建构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诗歌来源于现实,但同时又超越现实。在这一点上,诗歌就是创造,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诗歌世界。在现实抒写方面,新时代的诗人需要不断创新、综合,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也走向内心、走向人性,将充满诗意而又泥沙俱下的现实、波澜不惊而又沟壑纵横的内心、复杂多变而又矛盾百出的人性充分结合起来。

21世纪诗歌发展最大的“拦路虎”是放弃高远的艺术追求。打开一本诗歌刊物,你会发现,不少作品仍在沿袭老路,把笔触对准大海、河流、森林、太阳、星空等中国诗习见的自然意象,且未能赋予这些意象新的诗意内涵。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诗人,越来越趋向匠人的圆滑世故与四平八稳,诗作固然周正,却没有生机和精神活性,在艺术和思想上“原地踏步”,缺乏大气和力量,往往差一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气儿。可以说,拦住创作之“虎”不在路上,而在内心。当代诗人只有不断自我激励、高远其艺术追求,才能改变“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的创作现状。只有将创新作为诗歌创作的驱动力和生命线,才能克服题材和手法上的惯性和盲从;只有力争在意象选择、修辞美学、想象路线及风格形态上别具一格,才能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优秀文本,最终使诗坛呈现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气象。

原标题:学习新语言
寻找新世界(文学聚焦)  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如朱自清所言,一直行进在“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的途中。这使它一方面背靠2000多年古典诗歌的伟大传统,一方面又始终呈现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少年气象。回顾当代新诗走过的70年历程,它当之无愧是最贴近中国人心灵,也是最能体现时代气质和民族精神追求的文学形式之一。梳理总结新诗在实践与反思中的成长之路,为的是更好汲取经验,产生更多优秀诗人与诗作。  时代颂歌,诗歌中国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几乎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涌现过一些令人难忘的诗潮、诗作和诗人。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和新中国宣布成立之际,无论是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还是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诗人都为站起来的中国和成为国家的主人感到自豪,并且以新中国主人的身份投入创作,把写诗当作参与新的生活与斗争的方式。  其中最为动人的篇章,是一批热情拥抱新生活、建设新生活、赞美新生活的时代颂歌。诗中投身时代的真诚与执着,晴空一样透明的诗意,以及没有杂质的心灵感受与折射出来的生活情趣,象征了年轻共和国的蓬勃朝气。郭小川总题为“致青年公民”的组诗,以鼓点一样的诗句呼吁“投入火热的斗争”,邵燕祥诗集《到远方去》体现了一代青年奔向“远方”、实现远大人生价值的梦想。以公刘诗集《边地短歌》、闻捷组诗《天山牧歌》为代表,一大批充满新生活情趣的诗篇,既见证了新生活的光明美好,也见证了新中国诗人的澄怀味象。这是他们诗中的城市:“灯的峡谷,灯的河流,灯的山/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纵横的街道是诗行/灯是标点”(公刘:《上海夜歌》);这是他们笔下的笑声:“当她在笑/人感到是风在水上跑/浪在海面跳”(蔡其矫:《船家姑娘》)。而贺敬之,则将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联系起来,写出《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气势恢弘的长诗。  改革开放以来,诗歌既受惠于也见证了蓬勃发展的时代,以对时代激情与梦想的表现,成为时代心史的忠实记录者。三代诗人(新中国成立之前成名的现代诗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当代诗人,以及诞生于新中国的青年诗人)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重新集结所形成的诗歌繁荣和多元格局,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象征,《相信未来》《致橡树》等无数名篇名句伴随着当时的诗歌朗诵会,成为一代人的动人记忆。许多被读者广泛传诵的诗作,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见证,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见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歌作为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和情感的信物,在凝聚民族文化共识和精神情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诗歌中国”具有强大向心力,无论是港澳台地区,还是海外华人世界,各具特色的优秀诗篇用汉语想象世界、传达情感,跃动着“中国心”的节拍和旋律。其中,以余光中、洛夫为代表,对乡愁的表达和对文化中国的追寻,尤为感人,见证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许多诗歌选集、理论评论也都秉持汉语诗歌的共同体意识。“诗歌中国”的形成,本身也体现了当代中国诗歌创作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化古”与“化欧”  70年诗歌成就的另一个侧面,是新诗这种文体的进步与成长。所谓“新诗”,开创之初是以中国古典诗歌(旧诗)为革命对象,使用白话,不遵循传统形式秩序的现代诗歌写作。在2000多年伟大诗歌传统中,它就像是一个叛逆的少年,充满理想,充满活力,也充满成长的烦恼。其中最大的烦恼是形式与趣味缺少基本共识,资源与参照意见不一,产生了一些诗学观念上的“迷思”,误以为“新”就是新奇时髦,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者相反,认为“中国性”就是古典诗歌和民歌。观念迷思带来的教训正在为新诗所吸取,围绕这些观念的讨论和辨析为新诗实践提供养分,当代诗歌已经走出“新”与“旧”、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重新认识和汲取传统价值,在立足本土中不断出新。  比如,《诗刊》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在新体诗为主的刊物上开设旧体诗词栏目,并在近年将栏目名称更改为“当代诗词”。再如,“中国诗词大会”“为你读诗”等公共阅读与传播活动,不分新旧而从“好”的立场出发推举优秀诗篇,已经形成一种基本共识:能够不断引起心灵共鸣的诗篇,是永远不会变“旧”的,它会在一代又一代的阅读中,一次又一次地获得重生。而创造这些诗篇的经验与技巧,也会作为一种资源,为后来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这种认识改变了新诗的激进立场,回到了诗歌的初心:诗歌的转型与创新,不是简单地求新求异,显示与传统的不同,而是要通过凝聚不同时代的精神记忆和情感经验,让文化价值和生命情趣在不断延伸的时间中熠熠发光。同时,这种认识也使当代诗人意识到:中国诗歌既无法在自我封闭中发展,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文化定力,而是要把不同文化范式转化为自己成长发展的资源,如诗人卞之琳所说到的那样,在“化古”“化欧”中成长。  “化古”“化欧”成效的集中体现,主要在语言。诗歌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所体现的汉语神韵与表现力。随着观念模糊的“白话”逐渐发展为较为明确的现代汉语语言体系,诗人对现代汉语的认识日渐提高,通过诗歌理解语言、提炼语言的意识日渐自觉,对汉语的张力、意味、声韵、色调等不同方式不同角度的发掘也越来越多。譬如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的倡导,卞之琳关于古今诗歌不同调性的区分,林庚对诗歌建行问题的关注,以及80年代以来青年诗人意象化与口语化两个向度的实验等,都在不同侧面提高我们对汉语特性的意识,使新诗获得现代文体品格和美学风貌。  体现大时代精神气象  当代汉语诗歌还在成长,它的特点不是说像古典诗歌那样,已经造就许多经典作品和伟大诗人,而在于显示了实践和反思中成长的活力,它正走在通向经典、成就辉煌的途中。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在科技和媒介变革的时代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得到更加广泛的热爱和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诗人从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个人化写作中调整过来,在介入时代现实和运用新的写作与传播媒介方面,做出许多有益尝试。汶川地震的国难时刻有诗歌发出的万众一心之声,国计民生的社会话题有诗歌投去的关切目光,对地方经验和风情风俗的开掘让诗歌更具中国风采,对伟大复兴时代的瞩目与书写让诗歌更添时代分量。而在写作风格和技艺方面,今天的诗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丰富。  新诗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新不新而是好不好的问题;不是能否用“新语言”(即现代汉语)写诗,而是能否通过诗歌让现代汉语发出钻石般光芒的问题;不是能否涌现优秀诗人,而是群山之上能否有高峰崛起、能否有大诗人大作品出现的问题。当代诗坛不乏优秀诗人和诗篇,但足以体现一个时代精神品质和语言美学的杰出诗人和伟大诗篇依然缺乏。  杰出的诗歌一定是对时代现实和梦想的自觉承担,它需要诗人深入到日新月异的时代生活深处,感受它最深沉的脉动;需要诗人用心灵与眼睛发现真切的时代感,避免流于琐碎表象或者流于抽象空洞;需要在创作中自觉区分追新逐异、吸引他人眼球与真正美学创新的不同;它需要一种时代生活的洞见,更需要一种胸襟和精神境界,就像唐诗像李白、杜甫那样体现的是一个大时代的精神气象。  杰出的诗歌也一定是语言的灯塔,能够照亮世界,不仅受人瞩目,而且动人肺腑。诗人是用语言工作和梦想的,正是语言的桥梁让时代的记忆和梦想在时间中伸延。通过诗来提炼汉语,让现代汉语显示它的诗意和美学光芒,是今日诗人不可推脱之责任。一些“口语化”写作因为对自然言语的片面迷恋,生产不少“口水诗”,其中弊端值得反思。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和消费语境下,更需要警惕时尚、流俗对语言的裹挟,避免掉入碎片化、快餐化、平面化的陷阱。当代诗人需要深入理解我们口中和手中的语言,从它的根本特性出发,让诗歌和语言互动相生,自觉探索现代汉语的美感和现代诗歌的形式秩序,以鲜明的汉语性体现对伟大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新诗”在新时代重新出发,我们有理由期待出现当代诗人以大时代的眼光、胸襟和艺术想象力,以更多贴近时代心灵、发掘汉语之美的优秀诗作,回答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召唤。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罗振亚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实践中,“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塞弗尔特)。诗人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在现实土壤的孕育下,诗人应拿出好的作品来为这个时代作证,并以诗歌来反哺所生活的时代,展现“现实”中真实的“爱”。

一是诗人们逐渐摆正诗在生活中的位置,认识到“街谈巷议皆是诗”的盛景不是常态,但人类需要诗歌,诗歌绝不能沦为空转的“风轮”,应该有所承担。基于这种认识,诗人们更加踏实地在现实生活中攫取诗情,使写作伦理得以端正和稳定。大量作品不再“纸上谈兵”“网上谈兵”,而是现实感显豁,元气淋漓。如郑小琼的《表达》将钢铁与肉体两个意象并置,赋予诗歌以情绪张力,其对人类遭遇和命运的关怀令人感叹。由于诗人们直觉力非凡,许多作品能够突破事物表面,直抵事物根本,显示出深邃智慧和生命关怀,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光辉照亮后,玉成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21世纪诗歌这种关注此在、现时世界的“及物”追求,进一步打开存在的遮蔽,介入时代、直入现实、触及心灵。

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三是诗人们认识到,诗歌创作需要以充分的个性化造就诗坛的丰富性。创作个体需要不断锤炼自身诗歌的情感形态、想象特征和话语运思方式,使诗坛成为多元对话的平台,更成为纷繁因子运动与聚合之处,呈现一片精神高扬、绚烂丰富的文学景观。如伊沙机智浑然如常,陈先发的诗常有小说化、戏剧化倾向,李轻松的诗讲究情感的浓度和深度,朵渔深邃沉实……这些风格鲜明的创作实践保证了作品的个性化和生态的丰富性,构成诗坛活力、生气和希望的基本来源,也是诗坛生态健康的表现。

对于诗人而言,诗歌写作不能同质化。那些精致的、唯美的诗歌是好的,那些粗粝的、烟火四起的诗歌也应该是好的。现实是生机勃勃的,充满差异性的,诗歌亦应如此。每一个诗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探索对世界和自我的诗意表达。一个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显在或隐在的“写作谱系”,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才能凸显个人的写作理想与写作标准。

21世纪新诗整装再出发

现实是多元的,诗歌当产生于现实之中,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得益于诗人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精心甄别和站位高度。现实是多元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也应该是多元的,诗歌照应时代精神的维度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取决于诗人多年修炼的把握经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都会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使一首诗歌区别于另一首诗歌,使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

只待英雄驱虎豹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传承,历经了语言的解放、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当下,新诗写作显现峥嵘,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和形态。从古体诗词到新诗,“诗歌要真实反映现实”这一诉求从未改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彻底边缘论”和“空前繁荣论”都不无道理,体现了诗坛部分真实,同时也遮蔽了一部分真实,两种观点强烈对立也说明现象纷纭、情况复杂。总的来说,“彻底边缘论”过于悲观,因为诗坛还有许多良性因素潜滋暗长。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荡涤之后,诗坛不复往日热闹景象,但也纯净了诗歌写作队伍,使将诗歌视为生命的诗人凸显出来。从读者角度看,人们不是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汶川地震次日,沂蒙山一位普通作者创作的《汶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后,很短时间内点击量达600万,这表明当下社会急切呼唤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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