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新旧党争是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当年一干反对变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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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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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崇宁三年,权势熏天的宰相蔡京为大宋朝开列一份黑名单,黑名单人数众多,总计309人。这些人中不乏像司马光、文彦博、苏东坡、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忠贞正直、流芳千古的人物。他们统统被称为“奸人”,他们的“恶名”被刻在石碑上,昭示于天下。上了黑名单,活着的,轻则流放,重则关押;死了的,让百姓唾弃,叫他们遗臭万年。这就是北宋末年影响深远的“元祐党人案”。

公元1076年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二次罢相,从此隐居江宁,不闻政事。随着王相公的愤然辞职,他倡导的新法令开始在反对派的呼声中被逐条废除,到1085年,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去世,反对派占据上风,新法被全部废除。历史将这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称为“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本文摘自《帝国的溃败》,作者:张鸣,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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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商鞅变法一样,王安石变法也因失去强有力的支持者失败收场。不同的是,秦孝公去世后,商君本人被施以车裂酷刑,但商君之法则继续在秦国发光发热,为秦始皇统一天子积攒力量;而王安石之法虽被后来的哲宗、徽宗提倡,实际上在北宋灭亡前的40年间,一次次被翻出的法令在权利的较量、党派的攻击,甚至奸臣的利用下变了味。

   
元祐是北宋哲宗赵煦的年号。北宋一朝,闹变法闹得不行,来回折腾。老子神宗赵顼变法,儿子哲宗赵煦不变了,复辟。于是,当年一干反对变法的人,以司马光为首,组织还乡团杀回来了。从此以后,支持变法的人称元丰党人(元丰是神宗年号),反对变法的为元祐党人。此后反反复复,到了宋徽宗赵佶这里,变法派声势大振,丞相蔡京对司马光这干人恨不过,但人都死了,也没法再贬斥发配。他为了彻底清除余毒,奉皇帝的旨意下令各州县大刻元祐党人碑,宣布这些人属于奸党,要勒之于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于是,就有了这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封建社会士大夫政见相同、意气相投时,越聊越近乎,就会拉帮结派,形成利益集团。所谓的“君子不党”没几个人能做到。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就是“党争”。党争在历朝历代都存在,影响比较大的有晚唐牛、李的“朋党之争”,明朝东林党和三党及阉党之争,北宋新旧两党之争。这些党争加剧了政权的动荡,成为导致国家灭亡的重要因素,因此史学上有“国之将亡,必兴朋党”之说。


   
其实,北宋的制度和政治的确需要改革。漫说后世,就是当时人也感到毛病特多,官制叠床架屋——床上架床,还添若干大小椅子板凳什么的。反正让大家什么事都干着别扭,一件小事折腾半年。但是,变法党人王安石他们,按着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路做,动静忒大,不仅折腾官场,而且折腾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觉不如不变。皇帝不换,这老儿自己决定的变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换,老子死了,儿子上台,之前的变法就可以被推翻。弗洛伊德说,儿子都有仇父情结,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错。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然而,老子喜欢的,不论是人还是政策,儿子必定不喜欢。所以,老子的宠臣,必定会栽在儿子的手上。于是,反变法的复辟党上台。

北宋的新旧党争是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前后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历时约半个世纪,对北宋政治影响很大。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守旧派人数众多,王安石无人可用,只好大胆启用新人,许多奸佞小人厕身其中,因宋神宗当时的年号是元丰,新党也被称作“元丰党人”。新党对旧党党同伐异,大打出手,大多旧党官员被贬谪流放。

1.从“元佑”到“绍述”:朕要恢复王安石新法

   
然而,复辟党司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绝,尽废新法。哪儿有这个道理呢?旧法要是十全十美,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变?政治效率怎么会那么低?归拢在反变法这边的某些人,比如苏轼,其实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内容(免役法)还是认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归在复辟派里,他也就只好做元祐党人了。北宋后期,复辟派整体上不吃香,所以,在一个短暂的元祐年间过后,复辟派就一直倒霉。苏轼就被贬了又贬,一直发到海南岛的儋州,相当于到天涯海角了。幸亏他看得开,活得久,终于盼来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寿了。他当然想不到,死后居然还要被人折腾,名字刻上石碑,让他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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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年,宋神宗去世,不满十岁的哲宗赵煦继位,初定年号为“元佑”。

   
但是,各个州县刻碑的时候,出过一点小麻烦。北宋文化市场发达,元祐党人中,苏轼、黄庭坚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时候,就可以靠写字作画赚稿费了。由于文化普及程度高,经过市场的传播,即使贩夫走卒也知道这些人的大名。他们的字画招人喜欢,文章也有粉丝,而且是铁粉。苏轼流放期间,之所以能活得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走到哪儿都有粉丝。粉丝们可不管这些人是否犯
了政治错误,该喜欢就喜欢。合影是没办法了,但讨幅字儿、求首诗,却是家常便饭。当然,字画和诗都不会白作,银子和酒肉,甚至还有美女,滚滚而来。政治挂帅,阶级路线什么的,在那个年头,人们还没有概念。

元丰八年,宋神宗病死,赵煦登基为帝,是为宋哲宗。改年号为元祐,此时宋哲宗才九岁,由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执政后,启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对新党成员也是“反攻倒算”,将新党成员章惇、蔡京、蔡确等逐出朝廷,史称“元祐更化”。旧党也因此被称为“元祐党人”。

新皇年幼,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向来反对变法,尤其对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厌恶透顶,对曾跟随王安石变法的章淳、蔡确等一再排斥,对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大力提携,意图彻底废除新法,恢复祖宗旧制。

   
尽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欢的人,却未必一定会全体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蔡京要刻元祐党人碑,要找刻工,这些刻工有些是刻过苏轼和黄庭坚诗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这个地方有个刻工,名叫李仲宁,手艺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党人碑。他说,小人家贫,靠刻苏学士和黄学士的词作得以饱暖,现在要以奸人为名,将他们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长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说,非刻不可的话,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他对高太后的压制和旧党不满,召回了章惇、曾布等新党,恢复了王安石新法中的“保甲法”“青苗法”“免役法”。章惇等上台伊始,就大肆报复。就这样新党和旧党反反复复,“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方得势,不问青红皂白,必对彼方打击报复。割裂越来越大,仇恨越来越深。国家的政策不能延续,内耗严重,大宋一步步走向覆亡。

高太后主政九年之久,对“新党”的打压从未放松,单“车盖亭诗案”,受牵连或贬、或罢黜朝的官员百余人。当时的朝堂上将支持变法的一派称为“元丰党人”(元丰为宋神宗的第二个年号)或“新党”,反对变法的就称为“元佑党人”或“旧党”。高太后垂帘九年,朝堂基本是“元祐党人”的天下。时间划过,小皇帝逐渐长大,但太后对权利的欲望欲罢不能,久久不愿归政,祖孙二人的间隙不可避免。加之皇帝目睹父亲生前倡导的新法被司马光等官员批判的一无是处,痛恨之情油然而生;而那些被“旧党”贬谪的成员对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也是恨之入骨,故而新旧两党水火不容的较量,在宋王朝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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