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庆云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全部融入进这部书中,侯春生的选择体现出革命的初衷是为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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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学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原标题:为了美好新世界  在当今红色题材写作潮中,杨少衡长篇小说《新世界》(作家出版社)可列入佳作阵容。作品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于闽南一带的反特剿匪故事,具体场景、事件、人物都有一定真实依据,而且作者父亲曾在该地亲身参与同大股匪帮的战斗,作者对这段历史怀有特殊感情。不过,素材仅仅提供一定创作基础,丰富强大的创作生发使作品最终呈现出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该作品主人公侯春生原型是一位侯姓区长,当年为保护公粮牺牲在土匪枪下,临死前将手枪拆卸塞进水中石缝。小说除了展现主人公事迹,还通过描写生活细节,展现他的性格特点和精神力量。小说主人公侯春生工作之余酷爱吹口琴,乃至于全篇琴声不绝如缕。这琴声,是一个不惧牺牲的年轻干部奏响对未来社会的向往,那是一个新的理想的世界,值得为它献身。所以,《新世界》是一部记录革命和革命者初衷的长篇小说,这种初衷是美好和洒满阳光的。  应该注意到,侯春生这一革命者形象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新人物形象。侯春生对敌斗争坚决勇敢,义无反顾,同时心地善良温暖,不肯轻易怀疑人、冤枉人,处处替他人着想,为救助孩子和弱者不惜出生入死。在反特形势下,当地出现两个“特嫌”人物,一是前国民党军事科长连文正,近来两次接触过特务分子,但矢口否认;二是带着孩子从外地流落至此的女子徐碧彩,包裹里放有手枪,也曾去找过连文正。侯春生与他们非亲非故,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一再为他们辩护,这在当时是冒有极大风险的。作者于此塑造了一个可敬可亲的革命者形象。事实证明,徐碧彩确实无辜,连文正当时也确实尚未投向敌对阵营,只是后来犯下严重罪行。在最后时刻,连文正下令枪杀侯春生,但还是被侯春生的人格力量震撼,放弃屠杀百十号运粮民工的计划。侯春生的选择体现出革命的初衷是为了人民,为了人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同时,小说通过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揭示出新世界必然要代替旧世界的历史规律。  力求写出革命者的鲜明性格和丰富情感,是作者自觉实践的一种美学努力。侯春生口琴技艺并不好,熟人们也喜欢拿他打趣,小说在这些细节之处营造出有趣的修辞效果,增添主人公的亲切感。连文正是小说中另一个颇具新意的角色。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敌特分子、反动分子,在新旧政权更替之际,也曾有长时间的徘徊和自我挣扎。他意识到旧政权的覆灭无法避免,因此身为旧军事官吏留在解放区,积极协助解放军化解国民党军伤兵群体造成的威胁,帮助侯春生救下“小猴子”等人。然而,最后为了与儿子“胡萝卜”团聚,他还是重返反革命阵营,走上不归之路。连文正跌宕的个人命运折射出历史进程中错综复杂的一面,丰富了小说的戏剧性和思想余味,引发读者思考。  《新世界》一大阅读魅力来自其迷宫般的故事结构,作者为形成这一结构倾注不少心血。实际上,作品中敌机轰炸、土匪出没无常、母亲为保护儿子丧生、干部牺牲在河中、大庙里聚集伤兵、特务空投、抢粮事件等,皆为当时当地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作者尽可能打捞这些历史细节,使之成为小说基础,以增强作品纪实色彩和信服力。与此同时,作者又精心设置和挑拣悬疑线索,激发读者好奇心,甚至终局也未化解谜团,留下悬念。能够把这样一部以史料为基础架构的作品写得悬念迭起、引人入胜,体现出作者缜密的逻辑能力、不俗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新世界》结构的用心成就其历史探寻的深入,历史探寻的深入又成就其对精神高度的攀登,从而真正写出前辈们创造、迎接新世界的万丈豪情与精神光芒。

手中的这部长篇小说《卿云歌》(王树理 着
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版),封面浑厚、素雅,色泽黄中裹黑,像极了我家乡庆云那片土地,我似乎嗅到了从那片土地上散发出来的浓郁的气息。这片山东省最北边、毗邻渤海湾的土地,用老辈人的话讲,叫“苦海沿边”,这里地碱水苦,却是王树理先生笔下讴歌的对象。小说充满着激情和对这片土地的爱恋,抒写了生活在这片苦涩的土地上的人们,战胜灾难、自强不息的精神。读这部长篇小说,我无法淡定,我的直接感受是亲切、感动、佩服。
王树理先生曾在庆云工作过五年多时间,他非常了解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他早就把这片土地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而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庆云人,因为文学之缘,结识树理先生。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这片土地,这里的村庄,这里的盐碱地,这里的枣树,这里的人和事,树理先生谈起来,无不是声情并茂。让我这个庆云人最感吃惊的是,树理先生能说出庆云县所有村庄的名字,且能了解这个村庄的大体情况。这说明,庆云,确确实实早已融入进他的血液之中。因此,树理先生能以庆云这片真实的土地为背景,融入自己巨大的感情,创作出这部沉甸甸的《卿云歌》,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所以,当我捧着这部小说,我的感受肯定跟其他读者是不一样的,要复杂得多,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也不仅仅是因为好多故事是真实的,我觉得重要的是小说塑造的一些人物的性格和精神,太符合庆云人了,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非常准确,让我觉得就像我小时候熟悉的那些老邻旧居。
这部小说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的纪实性。作者在后记中写到:“小说里的芦花寨和芦花寨里的那些人,是我虚构的一个支点,其余的故事,不少用了真地名、真人名、真事件……”确实,小说除了芦花寨和卢氏家族的那些人,其他一些故事和人物,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比如着名的庆云县马颊河暴动,比如刘格平、范普泉等革命者,都是真实的。实际上,传达情感最直接最有力量的文学手法就是纪实性,这几年风起云涌的“非虚构”,就是试图寻找和恢复一种文学的力量。
《卿云歌》中的纪实性,达到了突出的效果,尤其是在展示庆云人民在反抗压迫、面对灾难和追求理想方面,都凸显出纪实元素的重要性。正如书的封底上,着名作家张炜先生所言:“这是真实的力量,也是一个作家的力量。他的这部长篇小说,使他的创作增添了更为丰富的积累,抵达了另一个全新的境界……”
王树理先生尽管离开庆云多年,但这里一直是他“魂牵梦绕的一个地方”,他说“一直感恩于那片黄土地,总想写一写庆云”,他的双眸始终注视着那片土地。我想,他肯定在庆云人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庆云人身上优秀的品质很多,通过读这部长篇小说,我发现,他以饱满的激情,抒发了那种追求理想,奋发向上,积极探索的精神。从刘格平等人的革命理想到芦花寨人建设好社会、过上好日子的生存理想,始终贯穿着整篇作品,最后以卢继承对科技育苗兴农的执着追求和坎坷遭遇,最终获得了爱情和成功,这种强有力的正面精神把整篇小说推向高潮。我觉得,《卿云歌》中所讴歌弘扬的这种精神,正是如今小说创作中所普遍缺少的。
从文学角度来讲,这部小说也有诸多新意。比如小说的结构,就是非常有特点的。它以卢继承为视角,以芦花寨为基点,展示了庆云县近百年的历史,也是庆云人近百年的革命史和奋斗史,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显然并不想把视野仅限制在庆云甚至鲁北平原,因此,《卿云歌》这个名字的精妙喻意和重要性便体现了出来。
《卿云歌》曾经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歌在中华大地上传唱过。所以,我想作者也试图向我们展示这个国家20世纪多灾多难、拼搏进取的历史。那随处可见的民歌民谣,贯穿整部作品,使作品的线条更加清晰、活泼。还有刚才谈到的,那些让我倍感亲切的人物,卢丁爷爷、乡村教师严鸿儒、寡妇佘二奶奶、独臂民兵连长赵世成等等,写得鲜活生动,尤其是对崔大牛这个人物的塑造,很有特点,这是个在人性上复杂的人物,刻画得也最为丰满真实。而卢继承则代表了作者的理想和希望,是一个乡村新人的形象。
我知道,这部长篇小说是王树理先生的心血之作,酝酿多年,成稿后又修改过六遍,其中的辛苦和滋味也许只有他自己能感受得到。可以说,对庆云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全部融入进这部书中,甚至,在每一个细节上,我们都能感受得到,比如扉页上的那方印,最能代表作者的心声:三分得意庆云水,一生寄情枣园风。这份情感,深沉而又浓郁。

《文学报》2017年7月27日 第8版

▍按:今天是《当代》荣誉作家陈忠实逝世三周年的纪念日。他的作品《白鹿原》深刻反映了传统中国的乡村基石在历史巨变中痛苦裂变的过程,既悲壮惨烈,又波澜壮阔。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选取一篇舒晋瑜关于《白鹿原》的访谈,一起纪念陈忠实先生。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在中国革命史上,雨花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庄严的丰碑,神圣的殿堂;而雨花台精神,更是闪耀的明灯,光辉的明镜。作家张新科历时两载,创作完成了这部取材于雨花台英烈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全书计50章45万字,以雨花台烈士、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留德博士,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许包野事迹为原型,通过丰富鲜活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一个心怀崇高信仰和民族大义、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许子鹤的形象,还原了风雨如晦年代仁人志士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呈现出昂扬厚重的史诗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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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苍茫大地》笔法细腻,功底娴熟,秉持合理虚构能力和出色写实能力,体现出史实、战争、谍战、言情、悬疑、侦探诸元素的有机整合。小说在人物关系的设定和情节的构想方面力求繁复,往往多维交织,多而不乱,跌宕起伏,丝丝入扣;北伐战争、五卅运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白色恐怖、抗日救亡、解放战争……种种历史事件和时政的变迁交互呈现,引人入胜。

陈忠实(1942-2016),着名作家,《当代》荣誉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白鹿原》是其成名着作,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散文集《告别白鸽》等。作品《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全国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其中,《初夏》《白鹿原》《在完成了一个过程》分别发表于《当代》1984年4期、1992年6期及1993年1期、1999年4期。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小说开篇即引用法国作家大仲马名言:“为祖国而死,那是最美的命运,最值得的愿望啊!”画龙点睛地渲染出特有的阳刚之气和崇高之美。为了创造一个平等、自由和美好的理想社会,无数先驱者忠贞不渝,赴汤蹈火。主人公许子鹤出生于泰国华侨富商之家,以优秀成绩在家乡澄海上完小学中学,17岁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在革命者恽长君、邓翰生影响下接受进步思想;后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他在留学期间结识朱德并经其介绍入党,博士毕业即受命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掌握秘密战线工作方法。回国后他以上海大学教授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尽展其超群的谍战才华和严密的思维能力。许子鹤天资聪颖,过目成诵,文理兼通,心思绵密,堪称人中龙凤。因了信仰的力量和道义的召唤,他抛却荣华富贵,放弃远大前程,走上了一条荆棘与鲜花交织的不归路,成长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职业革命家。奔走于血雨腥风,许子鹤先后在上海、南京、河南等地担任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他在大上海期间神出鬼没,多次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被法租界惊呼为“上海之狐”。许子鹤被捕后受尽酷刑,断然拒绝蒋介石的劝降,直至慷慨赴死。如是,从“皎皎白驹,其人如玉”的美少年,到谍海驰骋热血化碧的革命者,一代英豪气贯长虹,谱写出壮丽史诗。

舒晋瑜:采访手记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多少理想主义者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困苦,执著播撒救国救民的火种,抱诚守一,九死未悔。这让《苍茫大地》生成了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式的崇高美。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人既具凛然大义铁血肝胆,也有深切的人性关怀和菩萨心肠。如在南京锄奸行动中,杀死敌侦缉队长吉键后,许子鹤马上赶到吉键家中向两位老人送了母鸡、点心和一笔钱,并告知吉键外出公干,好久不能回来,让老人不必挂牵;枪杀叛徒夏广泽时,许子鹤告诫部下必须等现场卖花的小姑娘走出咖啡馆几十米外才能开枪,因为不想让小姑娘看到她那个年龄不该看到的东西。这样体贴的细节,最是令人动容。

2016年4月29日,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一颗为文学跃动了七十四年的心脏,在黄土高原上安息了。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苍茫大地》是红色传奇,也是文化小说,流荡着鲜明的人文气息,颇不乏地域风情和民俗色彩的展示。从《圣经》到孔子,从《伊利亚特》到裴多菲,书中都有熟稔自如的诗文援引。作者在中西文化时空中自由穿梭,行气如虹,文采斐然,叙事流程一如阪上走丸,读来不免沦肌浃髓。

“我坐在被太阳晒得温热的土梁上,感觉到与脚下这块被许多祖宗耕种过的土地的地脉接通了,我周身的血脉似乎顿然间都畅流起来了。”他曾回忆在村里的二分地里务弄苞谷蔬菜,是令人向往而无法回归的年月和光景。只有在原上写作,创作生命才能达到最佳的气场。如今,他真正与原上的地脉融通了。

《苍茫大地》,张新科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版

多年前,他曾借着酒劲儿说,希望能够为自己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有一天我去世了,棺材里放这么一本书,也就够了,不管它是否会对世界产生影响,只要能让自己满意,能对得起自己喜爱文学这大半辈子。”

在陈忠实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颈下枕着的是《白鹿原》。

在当代文学史上,陕西作家群是一个独特醒目的存在。从柳青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他们的作品和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似乎只有植根于黄土高原创作才能血脉通畅源远流长,陈忠实也曾说过,只有在原上写作创作生命才能达到最佳的气场。陈忠实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写作对象。

“我为什么写不了城市?就是没有深入体验。从少年识字到中年甚至到五十岁,我生活在农村,接触到的感受到的都是乡村,心理感受改变不了。我也在城市生活很多年了,但是感受远远不及农村生活的感受。”在陈忠实看来,尤其青少年时期的感受,对后来的创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反过来,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的作家,他们也无可选择地写城市。“并不是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主要决定于作家自己的体验。写作就是写感受最深的生活。要想当一个好作家,就得走进生活,这是写作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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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原刊《当代》

陈忠实:我早就走出了《白鹿原》

陈忠实写老汉写得好,这是他早期的短篇给读者的印象。1979年在《北京文学》发表的《徐家园三老汉》,陈忠实甚至同时写了三个老头。当然,他很快就意识到:我总不能写一辈子老汉。

舒晋瑜:您说过《白鹿原》的写作构思了两年,写了四年,做了大量调查和资料收集的工作,在这丰富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才构建了这部具有史诗气魄的鸿篇巨制。您当时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什么呢?

陈忠实:当时我到长安县去查县志和文史资料的时候遇到一个文学朋友,晚上和他喝酒,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朋友问我,按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资料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借着酒劲儿说,希望能够为自己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有一天我去世了,棺材里放这么一本书,也就够了,不管它是否会对世界产生影响,只要能让自己满意,能对得起自己喜爱文学这大半辈子。

舒晋瑜:您在开篇引用了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是不是也体现了您的一种创作野心,或者说理念?您希望通过小说去承载一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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