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澳门新葡萄京官网注册:,他们的作品标志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

宗教文学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少数民族文学阵地越来越多

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揭晓,达斡尔族作家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回族作家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满族作家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赫然在列;1979年,白族作家张长的《空谷兰》、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在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中获奖;1980年,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藏族作家益希卓玛的《美与丑》、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在1977—1980年中篇小说奖评选中获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以《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连续获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以说,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的实力创造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作者:叶延滨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等多国学者纷纷来到中国。他们特别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并把民族民间文学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如美国的马克·本德尔教授把中国彝族、达斡尔族民间故事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日本的君岛久子教授翻译出版了《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还翻译介绍傣、彝、纳西等民族的神话、故事。纳西族的《创世纪》日译本有3种之多;日本《读卖新闻》在上世纪80年代在第七版开辟专栏,译载云南民间文学刊物《山茶》上的民间故事,连载半年有余。

在新时期的时代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以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史光彩夺目的重要篇章。

诗人应该如何回应时代的呼唤,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新的传播手段,让诗歌这种曾是少数精英写作的“文学皇冠”艺术,变成了大众传情达意的工具,繁荣和杂芜共存,多样与无序同在,先锋与通俗携手。诗歌这门艺术,其边界被各种突破和探索改变,在一些人那里,诗歌成了一种面貌模糊的快餐产品。更有激进者和无知者进行无底线的尝试,以惊世骇俗的语言涂鸦从事所谓的诗歌写作。因此,真正热爱诗歌并坚守诗歌精神的诗人们,在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回应时代的呼唤,写出无愧时代的诗篇,这是诗人的天职与担当。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一、由各研究所、文学协会、高校举办的,有学会换届会、重要作家诗人研讨会、重要作品研讨会、理论研讨会等。其中,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既总结以往工作经验,又对未来的工作作出规划,影响深远。各地围绕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举办的研讨会、座谈会,也有助于总结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成就,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1990年代,吉狄马加、阿来、向本贵、鬼子、蓝怀昌、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庞天舒、景宜、加央西热、石定、鲍义志、默罕默得·巴格拉西、罗吉万等文学新锐的加入,在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同时,使少数民族文学保持着较高的发展水平。

其二,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向下面对脚下土地的写实主义和民间的姿态,经过近四十年多次流变而成为诗坛主要的新写实主义诗潮。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批老诗人,如艾青、公刘、蔡其矫、白桦、绿原、曾卓、孙静轩、牛汉、邵燕祥、昌耀等重新回到文坛,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诗人。这两部分诗人在七八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表现大众生活、呼唤思想解放的诗篇,如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傅天琳《汗水》等。这种潮流受到了读者的追捧,在推进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鼓动作用,同时其文学资源和诗歌元素大多来自生活,具有较强的民族性,与现代主义形成并立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诗坛这种关注现实的诗歌发生流变,出现了新乡土诗、城市打工诗以及口语写作等。这股潮流中的诗人,注重用生活中鲜活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为普通百姓呐喊,同时强调自我独特的创作风格。这些作品不拒绝在表现手法上向西方学习,但诗歌的元素和资源是目光向下,面对本土。于坚、尚仲敏等诗人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民间”色彩。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诗歌在民间普及,在各地出现了大量杰出的青年诗人,特别是进入城市的新移民诗人,如写乡土诗的马新朝、田禾等。进入新世纪后,成熟并且风格鲜明的诗人依然引领诗坛,如诗人吉狄马加写了大量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力作,诗人陈人杰连续三届担当援藏工作,在高寒之地写下心血之作《西藏书》,梁平对巴蜀文化的诗性解构,胡弦对人性的深度探求,张执浩朴质口语的诗性表达等,都呈现了关注现实的特征。及物写作与表现自我之结合,成为诗坛的新主潮。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三月三》是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宗委、民语委主办的刊物,分为汉文版和壮文版,汉文版创刊于1983年,壮文版创刊于1987年。自创刊以来,刊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诗歌、小说、民间文学和文艺评论,促进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该刊的壮文版名为《Sam
Nyied
Sam》,是全国惟一的壮文刊物,设有壮人小说、壮乡美文、壮族精英、乡间戏台、三月三歌圩、文化教育、评论、美术·摄影等栏目。多部壮文长篇小说,就是刊登在这份刊物上的。它和《广西民族报》壮文版一起,刊登了大量的壮文作品,促进了壮语文学的繁荣发展。

尽管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文革”严寒的考验,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少数民族文学就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伟大事业,肩负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与共和国共同成长。“文革”期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停顿了一段时间,然后才与新时期的曙光一起复苏、成长。

努力提升诗歌精神的时代高度,是中国诗人特别是百年新诗历史所证明的诗之大道。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就是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来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大家。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的气象……百年新诗历史中,对于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写一部厚厚的专著。坚守中国新诗与时代同行的初心,不忘中国新诗与中华民族同呼吸、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鼓与呼的使命,中国诗歌一定能产生更多更好的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于1920年至1930年间出生的少数民族作家,是承上启下的作家群体,其人数比老一辈要多,主要有:华山、李纳、乌·白辛、穆青、胡可、李成徽、艾勒坎木·艾合坦木、丁耶、黎特夫拉·穆塔里甫、王丕震、牛汉、郭基南、蒙光朝、库尔班·阿里、黄永玉、敖德斯尔、郝斯力汗·库孜巴尤夫、黄凤龙、哈吉库马尔·沙布坦、莎红、益希卓玛、超克图纳仁、马融、任晓远、黄福林、特·达木林、铁木尔·达瓦买提、布赫、杨苏、侬易天、黄勇刹、巴·布林贝赫、李凖、路地、克里木·霍加、哈宽贵、孟和博彦、柯岩、马瑞麟、云照光、李根全、安柯钦夫、白练、汪承栋、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玛拉沁夫、扎拉嘎胡、龙志毅、杨亮才、朋斯克、巴岱等。这批作家亲身经历独裁统治的黑暗和日寇侵华的灾难,同时又在革命与战争中看到中国的未来。其中部分作家毅然投入了革命的熔炉,布赫、穆青、华山、乌·白辛、胡可、巴·布林贝赫等就是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作家、诗人的。新中国成立时,他们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最大的也不过刚到而立之年,他们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最活跃的青年作家群体。

195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代语境中,《文艺报》用“突飞猛进”高度评价1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指出:“许多兄弟民族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文学,产生了用本民族文字写作的或者用汉文写作的新作家和新诗人;很多民间老歌手重新获得歌唱的生命”,“我们也把曾经是‘一穷二白’的兄弟民族文学领域改造成万紫千红、争妍斗丽的大花园。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此外,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中,特别指出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现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毛星在《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中,也将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挖掘、整理和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称为“我国文学发展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大事,是我国文学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崭新的发展”。郭光的《建国十年来的兄弟民族文学》中,分别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民族的当代文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评价。上述评价都指认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没有各民族作家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努力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深度,是中国诗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也是诗人今后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诗坛空前繁荣纷杂,认真梳理一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以下三种创作主潮深化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值得总结经验,以推动诗歌健康发展。

第二,经历了十年“寒冬”的考验,少数民族的诗人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单一的直线视角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感受和揭示所代替,肤浅的直白的歌颂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严肃深沉的思考所代替,天真浪漫的情绪为严峻艰苦的探求和引人深思的历史感所代替。诗人们诚实勇敢的品格和纯真高尚的灵魂得到冶炼和展现,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更尖锐深刻的穿透力和更富于概括力的历史深度。伴随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往往有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在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巨变和瑰丽景象而欢欣鼓舞、由衷赞美的时候,诗人们也没有忘记对某些随之而来的腐败与欺骗的揭露。他们不论写什么题材,都注意把自己独特新颖的个性感受和启人心智的哲理思考,贯注于诗的创造活动中,从而使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诗篇有了更厚重深刻的时代生活内涵。他们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在继承与革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都比过去更自觉、更成熟而更富有创造性了。

回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出生于19世纪末到“五四”运动前后的老一代作家、诗人是重要的奠基者。比如包尔汉·沙希迪、老舍、沈从文、琶杰、波玉温、康朗英、唐加勒克·卓勒德、赵银棠、萧甘牛、尼米希依提、毛依罕、李旭、萧乾、李乔、马加、马曜、李辉英、端木蕻良、启功、颜一烟、沙蕾、马子华、舒群、纳·赛音朝克图、李寒谷、赛春嘎、李英敏、陆地、苗延秀、寒风、郭风、胡奇、关沫南、陈靖、康朗甩、黄裳、杨明、黄青等。这份38人的名单虽然不完整,但从中可以看出,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的诗人、作家占了大部分。

70年辉煌历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视,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少数民族作家对共和国70年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历史巨变的真实记录,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我们需要一起努力,共同促进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一,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孕育了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国诗歌的复苏,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外开放让中国年轻一代有机会接受现代文学思潮。《诗刊》在1980年举办了青年诗人改稿学习班,并以“青春诗会”的名义整期发表了参加这次活动的17位诗人的作品,引起轰动。其中部分诗人正学习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这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现代主义诗潮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可。中国有现代主义倾向的新诗潮被称为“朦胧诗”,这个称呼表明了这些诗歌在传统读者眼中是一个形象模糊的角色,同时由于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和现代诗所借鉴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差异,朦胧诗的出现,也产生了读者疏离诗歌的效应。中国的现代主义思潮,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在戏剧和影视文学里,老舍、乌·白辛、胡可、超克图纳仁、周民震等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老舍的《茶馆》成了中国戏坛的常青树,乌·白辛的《冰山上的来客》等作品影响很大,电影《刘三姐》《阿诗玛》《五朵金花》都产生了持久的艺术魅力。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风格,是在反映各民族新生活的时代规约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民族风格就成为少数民族作家自觉的文学意识和民族意识。揭秘民族古老历史文化的生命密码、展示民族文化的独特风姿、表现民族心理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正在发生的巨变、揭示民族文化的当代危机和历史选择,成为新时期的主导趋向。乌热尔图将鄂温克人的历史文化、风俗习俗和当代文化危机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彝族诗人群掀起的“黑色旋风”,继李乔之后,在重构民族集体记忆的同时重构了独特的彝族形象;扎西达娃以其极具魔幻现实主义意味的文学书写,穿越“隐秘的岁月”,呈现了真实的藏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霍达的小说在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交融冲突中,塑造了坚忍坚毅的回族人形象;张承志以多元文化的开阔视野,展示了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文化的多样景观,表达了“美人之美”的胸怀和“美美与共”的理想。

第一,不仅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而且诗歌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大家挣脱了种种“左”的禁锢,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题材不断拓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人生百态,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风光、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在少数民族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反映,语言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显得更加丰富奇丽、多姿多彩。

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逐渐形成并不断壮大。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民族学院;1951年6月1日正式开学;1952年语言文学系成立,语文系先后开办了藏、彝、纳西、景颇、傈僳、拉祜、哈尼、壮、布依、傣、侗、水、黎、苗、瑶、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满、朝鲜、佤、高山等24个语言文学专业班班次。之后,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相继设置了少数民族文学专业。70年间,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不断完善,人才培养完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和博士后的迈进。1980年,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个硕士点;1983年,成立了第一个博士点;之后,全国多所高校设立硕士、博士点,基本覆盖了各个民族的文学研究。学科建设方面的发展和完善,为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宏伟壮丽新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傣族《中国贝叶经全集》等大量文献集成的面世,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开始向系统化迈进。《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国神话母题索引》等成果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建设》等课题标志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信息化、数据化、规范化程度的提高。而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成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最值得骄傲的领域。史诗研究在整理、翻译、传承人和文本研究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开始向史诗学研究升级。朝戈金的《多长算是长——论史诗的长度》《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尹虎彬的《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扎西东珠和王兴先编著的《〈格萨尔〉学史稿》、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以及托汗·依萨克、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叶尔扎提·阿地里编著的《中国〈玛纳斯〉学辞典》、斯钦巴图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等成果大量涌现。这些著作和论文成为中国史诗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形成了庞大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

1978年,在共和国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的沸腾日子里,少数民族文学迅速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迎来了灿烂的春天。“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各级文学组织和机构逐步恢复,文学队伍重新组建,文学创作迈出坚实步伐,少数民族文学开创了灿烂辉煌的新时期。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相应地,少数民族文学的形式,包括文学语言、文学结构、文学手法等,也发生了嬗变。新中国成立以前,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新中国成立之后,教育更加普及,民族文字增多,作家文学很快取代民间文学,书面文学取代了口头文学,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流。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积极吸收民族文学传统的营养,另一方面又广泛借鉴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学资源,民族文学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

1960年,老舍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少数民族文学组织、民族语言文学期刊和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成长和群众性创作活动等方面,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成绩,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报告全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各领域取得的实绩。

以上简略地回顾、评述了新中国70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因精力和阅读面的有限,不包括未翻译成汉语的大量少数民族诗歌,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民间史诗、民族叙事诗、民间歌谣,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旧体诗词。我认为,70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它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希望诗歌评论界和新文学史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散文和报告文学领域,穆青、华山、特·赛音巴雅尔、舒乙、理由等都有佳作。特别是穆青的《焦裕禄》,影响深远巨大。华山的《英雄的十月》《太行山的英雄们》《踏遍辽河千里雪》曾经对解放战争中的人民解放军官兵产生巨大的鼓舞。

1950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陈清漳、鹏飞、孟和巴特、达木林等翻译、整理的《嘎达梅林》,1952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哈萨克族诗人布卡拉的哈译汉诗歌《复仇的姑娘》、苗族诗人永英的诗歌《我们是一群苗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成为共和国文学大花园中的灿烂花朵。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学研究机构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民族文学的研究,最早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推动的。1955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立,也开始民族文学研究工作;1977年5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转由该院中国文学研究所进行。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随后,各省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有的是单独的机构,有的附设在相关研究机构内。比如,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格萨尔》研究中心等。与此同时,各相关高校也建立了研究机构。比如,中央民族大学1980年建立了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2001年,该所撤销,新成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所,附设于民族语言文学系内。不少地方民族院校和一般高校,也相继建立了民族文学研究机构,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

此外,少数民族文学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使中国文学呈现出色彩斑斓的艺术魅力。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